每年驱车三万多公里 重师副教授八年坚持记录长江水生态数据

“小心石头，别踩滑了！”日前，在长江重庆江津段一处人迹罕至的乱石滩上，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沈彦君和学生们一起，带着大大小小的实验器材，前来采取水样。

沈彦君主要从事水生生物多样性相关研究工作，自从2018年入职重庆师范大学工作后，他每年带着学生们驱车三万多公里，沿长江各干支流采取水样，调查以鱼类资源为主的各种水生物资源情况。

多年以来，沈彦君团队积累了大量数据，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和人工增殖放流等工作，提供了宝贵数据基础。

每年驱车三万多公里只为“取水”

采取水样的时候，需要用一根拴了绳子的采水器，远远地抛飞出去，再拉回来，从采水器里取出水样。

这些采水器都是团队成员们定制的，专门为了方便在长江中取水样使用。

从宜宾向家坝到江津，这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；从赤水河源头到四川合江，这是保护区核心区沿线；再从江津到巫山，这是三峡库区；从陕西凤县到重庆合川，这是嘉陵江沿线。这几条“线”上，他们已经持续奔走了六年。

团队的日常是早上七点半出发，晚上五点在天黑前收班，每天要在长江沿线多个点位采集水样，很多点位都在人迹罕至的江边，最多一天要驱车600多公里。

这些采集来的水样，会在晚上回到宾馆后，连夜进行处理，后期会根据水样中鱼类排泄物等提取环境DNA，判断区域水生物构成情况。

做有“长度”的调查研究

采样路线较长，每个季节都需要开展样本采集。在七八月份的夏天时，他们顶着四十几度的高温在江边取水样，那个滋味非常难受。

大部分江边取水样的地方都是乱石，要时刻注意学生的安全，天黑前必须收工也是为了确保安全。

“我要求学生必须穿防滑的鞋子，很多地方都没有路，大家尽可能小心翼翼地往江边走。”沈彦君回忆说，有一次，一个女同学在取水样时不慎踩滑跌入水中，还好过路船只鸣笛提醒，团队成员连忙一起冲过去把人拉了上来。

从那以后，取水样时稍微危险的地方，都是他自己去取。

“除了收集水生物资源数据，我想要搞清楚鱼类资源多样性演变过程中，和人为活动强度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，把重要的影响因素分析出来，为水生态和长江上游鱼类保护提供参考意见。”沈彦君说道，他会把这项工作一直坚持做下去，从有“长度”的空间和时间上来对比和论证长江水生态的变化。

从238到300+

2013年沈彦君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作时，就已经在研究长江鱼类资源。

“当时我们研究所和几个其他单位联合，持续收集了长江鱼类资源普查数据和样本，范围覆盖上海河口至长江上游宜宾段，当时共查明长江鱼类238种。”沈彦君介绍，“即使有所遗漏，也远不如记载中的400余种，很多记载中的鱼类例如白鲟、鳗鲡等，目前已无迹可寻。”

沈彦君解释说，以前完全不禁渔的时候，长江流域有着大量捕鱼船，这些捕鱼船对长江鱼类资源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压力，鱼越捕越少，网孔也越来越小。“我们有时候为了研究会去码头上买鱼，就发现渔民捕捞上来的鱼出现低龄化、小型化的趋势。”沈彦君说道。

后来长江在3月至6月鱼类繁殖季禁止捕捞，让鱼类资源量得到了一定的补充，但效果不够明显。

在长江全面禁渔后，鱼类资源逐渐得到了有效恢复。

截至目前，根据沈彦君团队基于环境DNA的调查研究结果，2022-2024年在长江重庆段监测到鱼类124种，包括长江鲟、胭脂鱼、岩原鲤等国家保护鱼类8种，岩原鲤等长江上游特有鱼类23种。

“禁渔十年以来，长江鱼类资源量恢复很明显，很多区域在数据上来看鱼类资源翻倍了。”沈彦君说，特别是胭脂鱼和岩原鲤等鱼类频繁出现在大部分水域。一方面是因为禁渔带来的保护，一方面也因为增殖放流工作的开展，都对鱼类资源恢复起到了很大作用。

保持向好的生态发展

鱼类基本算是水中的顶级物种。沈彦君介绍说，物种之间是存在相互关系的，在长江的一片水域中，微生物、浮游生物、水生植物、几十上百种鱼类和其他非生物环境间，会形成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，维持物种间的稳态关系。

当稳态关系被破坏时，生态系统便会失去平衡，区域内很多物种便会处于灭绝的风险当中。沈彦君看来，十年禁渔，禁的不只是捕捞，在配套政策之下，水生态环境也在逐步变好，近年来还做了很多例如鱼巢等帮助渔业资源恢复的人工修复措施，都在努力让生态系统恢复稳定。

“只要把这个状态维护下去，长江水域的水生物资源，便可以持续朝向稳定状态发展下去，保持一个向好的发展。”沈彦君说道。

上游新闻记者 宋剑 周本帅